快捷导航

　　爱体育,爱体育官网,爱体育APP,爱体育APP下载,爱体育下载,爱体育网页版,爱体育电竞,爱体育百家乐,爱体育百家乐,爱体育真人,CBA直播,CBA最新排名,NBA,NBA排名,NBA联赛,NBA直播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剧烈变化？一个可观察到的现象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包括左翼学术界，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兴趣就已经明显衰退了。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帕特奈克在1974年离开西方学术界回到印度任教，他在1990年回到西方访问时，非常惊讶地发现，在他离开的时候，帝国主义问题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心议题，然而仅仅十几年后，西方左翼已经基本不讨论帝国主义问题了。[3]他非常担忧这个趋势，认为帝国主义议题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消失，反而可能正是帝国主义对全世界统治加强的结果。帕特奈克敏锐地把握到了西方知识界的转变，实际上，利用谷歌图书扫描计划的庞大英文图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地描绘出“帝国主义”一词在英语图书中的出现频率，结果如图1所示。从1974年到1990年，“帝国主义”一词的出现频率下降了50%以上。甚至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挫折之前，西方左翼乃至整个知识界的转变就已经在进行中了。

　　在列宁的时代，帝国主义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横向的，即帝国主义势力围绕瓜分世界产生的竞争和战争;第二个是纵向的，即帝国主义和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其他依附性地区的关系。在二战后，主要帝国主义势力至今没有开启新的世界战争，帝国主义问题的重心很自然地就演变为帝国主义集团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其中，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分析，以及后来“三个世界”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左翼的理论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出版，西方进步学者纷纷开始探究帝国主义如何导致了第三世界的不发展的问题，产生了一批开创性的成果。比如著名的萨米尔阿明、弗兰克以及沃勒斯坦等，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等级，尤其是全球劳动分工以及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的剩余转移（不平等交换和剪刀差等）如何在同时产生了某些国家的发展和大部分国家的不发展。[4]

　　布伦纳的文章首先从欧洲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入手。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以及其他一批史学家针对这个转型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讨论，都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刊物《科学与社会》上面。多布和斯威奇虽然都同意欧洲封建社会的内因（阶级冲突）和外因（贸易/劳动分工和城镇兴起）决定性地推动了西欧向资本主义转型，但是他们在哪个因素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9]多布着重于内部的阶级关系，比如领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和农奴的逃亡使得旧的生产关系无以为继，而斯威奇认为欧洲转型的主要动力来自原本长期停滞的欧洲封建社会之外，即远距离贸易和新兴城镇使得新的生产关系有了发展的可能。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发展，资本主义阵营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资本主义中心美国讨论社会转型的历史问题，兼具学术和政治的意味，影响深远。与这场争论相关联的是，斯威奇创办的著名的《每月评论》杂志，正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上特别着重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外因），基本上引领了西方左翼在二战后的反帝国主义研究和对第三世界的关注。

　　布伦纳文章的主要论战对手正是斯威奇及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等研究世界体系和帝国主义的学者。布伦纳完全拒绝了贸易/劳动分工和城镇兴起在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作用，这一点不仅不同于斯威奇的观点，也不同于在原来讨论中的另一方多布的观点。布伦纳认为，贸易本身无法改变生产关系，因为在封建生产关系下，封建主本身不会在意效率、竞争、剩余最大化等问题，也谈不上贸易推动新的生产关系萌芽，所以只有农村生产关系先发生变化之后，才能使得贸易等因素推动资本主义转型。他根据这个逻辑表示，斯威奇、弗兰克和沃勒斯坦在讨论劳动分工和贸易作用的时候，都隐含地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关系下（最大化）行为的存在，那么就是跳过了资本主义转型问题本身。他把这种强调贸易和劳动分工的思路称为“新斯密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认为这些学者延续的是亚当斯密的传统，而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这个贬义标签本身就有要以马克思主义正统来清理门户的意图。

　　第三，布伦纳有很强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他基本没有论及殖民主义以及其对被殖民地区生产关系的影响。他看重的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一些历史因素，比如人身依附减少、货币地租、农民斗争等，其实在亚洲、非洲等多个地区同样存在。[12]彭慕兰虽然不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但在其著作中指出英格兰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到1800年都非常类似，但是殖民扩张和奴隶庄园使英格兰最后迈出了领先的一步。[13]除此之外，尽管布伦纳宣称生产关系/阶级关系至关重要，但在他的其他论著里面，实际上表达了只有英国历史上的（甚至不包括其他西欧地区如法国）那种特定的阶级关系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14]换句话说，因为在当时的英国，某种阶级关系和资本主义发展同时存在，所以资本主义的产生肯定是因为这种英国的阶级关系。这是一种谬误逻辑基础上的欧洲中心论。

　　不管是沃伦还是布伦纳，在其写作中，都试图否定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而要回归到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去。他们所不喜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列宁等开创，又由等进一步发展的马列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理论。那么他们偏爱的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布伦纳在其文章里特别引用了《宣言》里面的一段著名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6]

　　这种对资本主义的乐观态度在当时很可能是恰当的。正如列宁所总结的：“17891871年这个时代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当时摆在历史日程上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专制制度，摆脱外国奴役。”而到了1871年后，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就已经成了“成熟的、而且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18]社会学家安德森指出，从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开始更多地探索西欧、北美之外的社会主义革命潜力。[19]在他著名的给查苏利奇的信里，马克思就表示俄国农村的公社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20]在这里，马克思跟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布伦纳们划清了界限。在恩格斯1882年给考茨基的信里，他也说：“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任何异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21]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早期就已经在有意识地辩证地看待历史，以及在探索革命的过程中研究工人贵族和欧洲内部薄弱环节的问题。这从他们在者同盟的工作就可以看出一点来。根据恩格斯晚年的回忆，者同盟主要成员是德国移民工人和手艺人。这里面值得提到的是，尽管设立在伦敦，但是者同盟并没有基于英国工人和工会。[22]实际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并没有产生工人运动。在写下《宣言》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了当时不发达而且尚未统一的德国身上：“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23]

　　当恩格斯在1892年写下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版序言时，他记述了从1845年此书出版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他观察到工人阶级里面的工厂工人和工会成员的境遇都得到了长期性的改善。[25]恩格斯以此来解释他们在政治上的保守性：“他们形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恩格斯在1883年给倍倍尔的信里面，强烈地否定了英国的革命潜力。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英国正在展开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你千万不要相信。”因为，“只有当工人感到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被打破时，一个真正普遍的工人运动才会在这里兴起”。即使英国工人从帝国主义里面拿到的好处可能有限，“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26]因此英国工人阶级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以谋求一点“小恩小惠”。

　　参加这次第二国际大会的德国代表有非常鲜明的保守和修正主义特点，而且总体上整个西欧的代表都是如此。支持殖民主义的代表包括荷兰的万科尔以及德国的伯恩斯坦和大卫，这些人主导了讨论殖民主义的委员会。[35]他们的多数派提案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从殖民地获得的好处被夸大了，并且大会不应该在原则上否定殖民主义，因为殖民也可以传播文明。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而且已经可以看到很久之后沃伦和布伦纳的论述的部分雏形了。对此，列宁评论道：“社会主义从来不反对在殖民地也要进行改良，但是这同削弱我们反对对其他民族征服、奴役、施加暴力和进行掠夺的殖民政策这一原则立场，没有也不应有丝毫共同之处。”[36]

　　从这段共运史的回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在长期寻找革命突破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列宁主义的洞见，即由于帝国主义和工人贵族的存在，新社会并不会从工人政治趋于保守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即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产生。实际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欧洲的落后地区（俄国）以及世界上更广大的落后国家（如中国）发起的。如列宁在1913年所精辟总结的，与表面的发达程度恰恰相反，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角度说，欧洲是落后的，而亚洲是先进的。马列主义在20世纪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从共产国际的年代一直到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西方左翼的主流大致是跟随马列主义的，但是第二国际政治的实际物质基础即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到了上文提到的70年代之后，旧的第二国际式的政治重新登上了舞台。

　　在《帝国》一书中，两位作者重新诠释了列宁和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并得出结论说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的观点更契合的。[43]他们甚至声称列宁在实质上同意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而两人的区别只在于列宁选择了不同的应对超帝国主义的政治方案。[44]在奈格里和哈特看来，列宁自己的作品里面就已经暗示了，世界的前途要么是世界革命，要么是帝国（实际上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另一种说法）。按照这种解释说下去，既然列宁已经同意世界的未来是某种稳定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那么之后的革命行动就成了一种带有绝望意味的反抗。实际上如何呢？1915年列宁在给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著写序言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全面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所以列宁在当时还不能对所谓超帝国主义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但是他仍然鲜明地指出这种超帝国主义的想象在政治实践中意味着机会主义，意味着逃避现实的帝国主义问题。[45]1916年，他完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在其中列宁明确地表示，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相对力量的消长，从根本上说任何稳定的帝国主义结盟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否认了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46]

　　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大卫哈维提出了另一种类似的论点。在哈维的论述里，帝国主义可能还继续存在，从外围到中心的剩余转移也可能发生，但是中心国家/帝国主义的范围却是高度变化的，要么是帝国主义集团会不断吸纳新的成员，要么是资本主义发展甚至能够使中心外围的关系发生逆转。比如，哈维相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净财富的转移方向已经不再是从东方到西方，从总的方面来说，而是从西方转移到东方。[47]帝国主义问题研究专家史密斯在近年著有影响广泛的《21世纪帝国主义》一书，他跟哈维曾经有一场论战，史密斯认为哈维实质上是否认了帝国主义的存在。[48]在对史密斯的回应中，哈维则指责史密斯所秉持的“传统（固定和僵化）”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不足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49]然而，哈维所谓新分析把帝国主义与贸易顺差或者经济快速增长等同起来，这是颇为浅薄和不科学的。帝国主义本身并不一定就对应于生产或者出口的增长，而是描述了一种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等级关系。就如我们所熟知的，殖民地或者外围经济体（如遍布奴隶种植园的加勒比地区）在历史上也能有大量的出口，收入也颇高。从经济增长上说，在1850年到1900年，也大略是在帝国主义兴起的时期，波兰和智利这类国家能实现大约人均收入每年增长2%，这基本上是同时期英国和法国相应指标的两倍。[50]很显然，靠这些指标来判断加勒比地区国家或者波兰、智利在当时是帝国主义是荒谬的。

　　哈维把帝国主义定义为一个结合了地域型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扩张的矛盾体。[51]这个定义的前一半指的是一种抽象而形而上的“地域逻辑”，而后一半则描述了一种扩散主义式的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不断地在进行水平的扩张。值得指出的是，在哈维的定义里面，丝毫没有提到资本主义内部的等级，没有提到中心和外围的区别以及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这种似乎处于某种平坦世界的流动性的资本主义，其实质与之前提到的沃伦/布伦纳以及更早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是等同的。从这个理解出发，哈维把任何工业生产中心的转移都视作帝国主义的转移就不奇怪了。史密斯指出，哈维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谈论世界权力正在转移到印度、埃及和匈牙利之类的新工业化国家，而到了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崛起，哈维就开始谈论东亚，或者所谓中国的“帝国主义崛起”了。[52]

　　中国长期属于第三世界，一直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无论拿哪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都跟帝国主义相距甚远。从国际贸易里面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看，中国总体上长期有相当数量的劳动价值通过全球产业链被转移到了发达国家。根据有关学者测算，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长期维持在美国单位劳动成本的40%左右。[53]从全球产业分工来说，中国可以算作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经济体。从对外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19年仅占本国资本形成数额的1.9%，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值6%，也低于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值3.5%。[54]这说明，对外资本投资在中国经济格局中远远不占有关键地位。而且一大半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投往了香港和一些避税港，这里面有些可能实际是资本外逃，有些可能则变成外资身份重新回到国内。[55]虽然中国积累了可观的海外资产，但是外汇储备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些储备并没有实际赋予中国在美国等经济金融市场领域的话语权。

　　当代的第二国际政治包含了两种互相配合的思路。第一，给定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这种思考认为世界进步的可能性在于发展更好的资本主义。这里的“更好”常常指的是个人自由、多党制、产权保护以及其他在中心国家一般能观察到的特点。当“进步”本身（再一次）被定义为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复制美国/西欧资本主义的时候，西方左翼很快就能跟帝国主义政府站在一起，来攻击那些所谓低人权的第三世界国家。就如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从原则上并不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样，今天的西方左翼有相当一部分从原则上不反对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裁和颠覆活动。对于这些人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怎么消灭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而是怎么消灭所谓“威权资本主义”，这个词其实就是过去“不文明社会”的当代翻译罢了。

　　第二，如果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强大的没有不可调和矛盾的体系，那么我们就将长期处于帝国主义时代（或者是所谓超帝国主义时代）。在看不到真正出路的条件下，西方左翼的目标就自然成为追求更好的帝国主义。就如伯恩斯坦曾经特地区分过好的帝国主义和坏的帝国主义一样，当代学者大卫哈维也寄希望于一种更好的帝国主义。就如哈维在其著作《新帝国主义》中所述，尽管还有更激进的答案，就现在而言，争取一个美国和欧洲主导的国内和国际的新政已经足够了。哈维认为，这种（温和帝国主义）方案要比那些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帝国主义方案和平仁慈得多。[56]哈维的保守主义在这之后越发明确，他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甚至表态说，资本已经力量太大了，消灭资本积累已经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了，因为一旦现有的资本流通被停止，世界上80%的人口都得遭受饥荒之苦。他进一步说，19世纪社会主义者、者曾有过的那种推翻资本主义，建设新社会的想法不过是一种幻想，在当代是绝不可能的。[57]这样的否定社会主义的人物，在西方左翼里却备受推崇，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权威，当代西方左翼的思想状况可见一斑。

　　在第二国际路线主导了西方左翼包括一部分中间偏左的自由派的情况下，西方进步阵营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极为无力的。这一点在近些年美国打压中国的事情上表现得很清楚。美国右翼以及主流大肆宣传所谓中国对世界的威胁。利用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历史积累，美国主流的宣传把中国塑造成了敌人，腐蚀了美国的劳动群众。而很多左翼人士也是全盘接受这种宣传，认为至少不能支持中国帝国主义。由此，第二国际路线催生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跨越左右的反中国神圣同盟。文章开头提到的印度学者帕特奈克在他1990年的文章中有一个警告，他说帝国主义问题的消解只会加强全世界的右翼势力，而且会激发种族主义、和排外运动。在我们步入21世纪20年代的当代，这些预见显得越发重要。